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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Z”模式让餐饮行业职工吃上“安心饭”
发布日期:2020-07-01 09:22  浏览次数:

  说起中华第一街上最具特色的商业形态,餐饮企业或许当仁不让。在南京东路街道社区大大小小的餐饮企业中,星级以上酒店、饭店有30余家,名特酒店有50余家,品牌连锁店80余家,各类非公餐饮企业近800家,针对南东辖区许多小而散的小微餐饮企业,突破辖区行业内基层工会松散的困局,街道总工会率先建立了南京东路社区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成为黄浦区建立的第一家街道行业工会组织。

  在常人印象中,餐饮行业门槛低,技术含量不高,企业规模层次不齐,职工数量多而工种杂,无论是组建工会或是协调劳动关系,都是“难啃的骨头”。而在南东街道党委副书记、街道总工会主席姚恒衡看来,餐饮行业不仅是南东“小二级”工会改革的一个契机,更是街道推进非公企业集体协商的一块重要的试金石。

  走进任何一家餐饮企业,最常见的莫过于一张张年轻的服务员脸庞,他们大多是刚进上海打工的年轻人,而餐饮行业是他们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跳板。进入城市,干好第一份工,对于每一名进城务工人员来说,都关系着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然而,餐饮行业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他们手中的“饭碗”并非是一个“铁饭碗”,也决定了他们不一定能通过正当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何避免劳动争议发生?如何引导职工合法维权?南东街道总工会将工作做在前头,以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为平台,深入餐饮行业内,直击劳资双方的关注点问题,为职工“代言”,为企业解忧。

  首先是深化非公企业餐饮企业经营者的意识。通过多途径、多形式向餐饮企业发起宣传攻势,与市场监管、商务委、环保、税务等职能部门联手合作,多次召集餐饮企业管理层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一系列的动员、引导、铺排、部署,将劳资集体协商的相关规定、重要意义、过程方式等进行宣导,使企业方了解这一协商机制平台的 “双赢”面。然而,即便是下基层宣传,对于餐饮企业而言,经营、收入仍是最为主要的部分,“没有了生意,我们谈什么劳动者权益?”一名餐饮企业经营者告诉记者。

  其次是深入排摸餐饮职工收入状况。街道总工会对辖区餐饮企业职工收入状况进行调查摸底研究,通过19家小区联合工会开展无记名的调查问卷信息采集,内容涉及“你在本单位的每周工作时间”、“你是否享有节假日休假及加班工资”、“单位是否与你签订了劳动合同”、“所在单位是否为你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你对本辖区餐饮行业职工收入是否满意”、“你希望得到的最低工资”、“你所关心的餐饮行业集体协商内容”等10余个项目。由于是无记名调查问卷,因此隔着一张纸,职工们更能各抒己见:75%以上的餐饮企业职工对自己的收入欠满意,因为撇去绩效工资,他们的基本工资不少都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而社保缴纳缺失、加班更是常态,到手收入与多重工作压力无法平衡。而除此之外,职工个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也低于餐饮企业平均盈利水平的增速,对于每年相差无几的工资收入,他们感到工作没有了盼头。“从这份调查问卷中,不难发现,在餐饮行业内推行行业性集体协商,迫在眉睫!”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道。

  一方面,是餐饮企业老板重餐厅运营,而忽视了劳动者的权益;而另一方面,劳动者淡薄的权益意识、对个人收入的期许都导致他们更为迫切地需要合法权益的保障。就在这时,街道总工会以社区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为契机,以依法要约、“5Z”模式、推出业态文本为着力点,创导掌握集体协商要约的主动性、“5Z”模式的刚性流程,采取业态文本的柔性操作,达到协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什么是“5Z”模式?对于很多餐饮职工来说,这或许是个新词汇,而对于老工会人而言,这可是集体协商过程中的“秘诀”。 “5Z”模式是指,企业内或行业性职工代表实行公示制;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采用表决制;坚持平等协商,确定企业工资的共同标准,实行备案制;在签约方式上,采取代表协商框架、企业确认会签制;在集体协商的框架下,实行“1+4+X”附件制的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社区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赋予集体协商崭新的内容。以餐饮行业性集体合同设为主合同,将行业性工资专项集体协议、女职工专项集体协议、农民工专项集体协议、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协议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等效力履行,丰富了集体协商的内涵。其中,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协议》是最大的创新成果,初步建立了行业协商标准样本。根据辖区餐饮企业工种设置的特点,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将职工岗位工资细分为15种以上,并划出在同一企业或本行业不同档级的岗位标准工资线,按普通工岗到技能岗次序排列,一岗一价,基本工资跨度由2700元到4800元不等,即使同为普工岗位,但在不同档级的企业中,其工资标准也存在级差。此外,餐饮行业性的其余三个附件专项协议也各具特点:《女职工专项集体协议》在法律法规基础上做加法,将推进建立“妈咪小屋”纳入条款;《农民工专项集体协议》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将农民工的探亲假作为必选必做的条款;《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协议》关注厨师、炉灶工等岗位职工的健康权益。“1+4+X”的“X”即强调协商谈判形成不同餐饮企业各自的特点,避免同质化,个性化地体现出本企业职工的诉求和协商成果,实现“一企一个案”。

  今年受疫情影响,上海金泰康餐饮有限公司从往年春节期间的百万元营业额到今年营业额锐减,春节期间营业额几乎为零。而每个月职工用工成本在30万元左右,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十分巨大。

  该单位的工会与企业在春节后开展了今年的第一次集体协商议题的共商会,就职工工资发放、职工福利待遇、企业营业状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式上以班组为单元,将议题集中传递给职工代表和工会主席。

  往年,上海金泰康餐饮有限公司开展集体协商都只签订“1+3”集体合同及专项权益协议。今年,针对疫情,公司工会通过提前开展集体协商,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签订“1+4”形式的集体合同及专项权益协议,为厨师、服务员等职工新增了《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协议》,以法律条款约定的形式;第一次新设定了每年进行职业病防治的体检、“安康杯”竞赛活动,并着力推进行业性企业的职业危害防控“工具包”,为一线职工加筑了一道生命安全的防护线。这些虽然加重了企业的额外管理成本,但在企业董事长成建国看来,为了职工的安全与健康,这是值得的!而他与公司工会主席、财务总监等中层干部也身体力行,每月与一线元的工资,既为了给职工信心,也为了提升集体协商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在福利待遇方面,企业职工的福利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只做加法,不做减法。比如:原来职工个人承担的社保基金个人缴费部分,现在都由公司承担。原来公司为外地职工免费提供每日一餐,现在改为免费提供一日两餐,即使职工轮到休假日,也可以来店里吃饭,为职工减轻经济压力。

  为了替餐饮行业职工撑腰,也为了帮助餐饮企业规范用工管理,从2011年起,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将每年的6月定为“要约活动月”。在辖区内开展行业性的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工资增长、奖惩制度、生活福利等问题,在写入集体合同文本前均由工会组织召开劳资双方协商会议,通过平等协商来确保劳资双方的权利和经济利益。而受疫情影响,今年街道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将4月、5月定为“要约月”和“要约的邀请月”,全面推进集体协商制度框架下的共商共谅,寻求双方利益平衡点,推动企业与职工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同筑安澜。

  以上海雅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例,往年正常情况下平均年初的月营业额均在200多万元。而今年遭遇新冠疫情后,企业营业额锐减,2月全月营业额5.5万元,平均每天只接待顾客10人,呈现入不敷出的状态。“当时,一下子就傻了。每天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心里不是滋味。”一名在店里工作了10年以上的老职工感慨道。面临餐饮寒冬,全店60名职工彼时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面对巨大的运营压力,企业老板沈松伟召集所有职工,开了一场小型的全体职工大会。“起初我还在担心大家会在会上表露疲态。出乎我意料的是,越是在这种危难关头,大家越是团结。” 沈松伟回忆道,当时他与职工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是疫情期间餐厅是否还要坚持正常营业?其次职工的工资福利如何安排?会上,有的职工主动提出降低月工资,愿意与企业共度难关,也有的职工表示愿意以捐款的方式支援企业,而最让人动容的要数,所有职工都共同表达了同一个心愿:希望企业能够坚持正常营业,“因为企业在,我们的团队就不会散伙。”雅科首席大厨深情地告诉沈松伟,“有何困难,你尽管讲。我知道企业目前进入最困难的时刻。我的工资你就别发了,优先发放其他职工的工资!”

  深受职工感动的老板做出了“不裁员”的承诺,同时也通过集体协商,与职工达成了一致:由于企业的流动资金确实紧张,这段时间职工的工资暂按50%发放,余下一半工资待经营状况恢复后,再悉数发放给大家。“以前,大家谈到集体协商,或许就会以为是劳资双方的争辩会,其实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家庭会议’,大家敞开说出心里话,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困局。” 沈松伟说道。

  如果说劳资双方协商要约是集体协商的过程,行业性“1+4+X”合同协议文本是集体协商的成果,那么,如何履行合同协议内的约定条款就是决定成果是否落地最为重要的环节。

  为巩固行业集体协商的成果,社区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通过餐饮行业“5Z”模式的民主管理途径,建立了以职工“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通过辖区餐饮行业“八大监督”机制性的安排,促使合同文本付诸于实际。

  “八大监督”是指:一是日常监督,由企业方和职工方组成的集体合同履行监督机构负责,也可由双方根据需要选择其他方式进行;二是职代会监督,企业方和职工的首席协商代表应当每年至少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一次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三是民主评议监督,工会组织职工群众对企业方履行集体合同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四是承担违约责任监督,企业方或者职工方未履行集体合同规定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五是协商监督,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企业方和职工方可以进行协商,协商一致,达成和解协议;六是联合监督,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监察、安全生产等职能部门、工会组织和企业代表三方共同组成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进行履约监督,设立监督电话,随时收集反馈意见;七是调解监督,双方对履约争议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协商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依法提请当地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八是仲裁和诉讼监督,履行集体合同争议双方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可依法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从2011年开展餐饮行业集体协商以来,辖区内餐饮企业形成了职工工资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内职工的工资收入普遍得到增长。

  根据餐饮企业工种设置的特点,餐饮行业专项工资集体协商文本让每一个岗位上的餐饮职工都能够真正实现自己工作的意义。2011年,南东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协议约定年度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5%;而201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87%以上的职工工资达到或实际高于集体协商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人均增幅约20%左右。

  对女性餐饮行业职工来说,餐饮行业集体协商机制的深入更是为她们带去福音:辖区所在餐饮企业基本做到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实行男女职工同工同酬,杜绝了女职工因结婚、怀孕、生育、哺乳等情况而降低女职工工资甚至解除劳动合同的现象,怀孕28周以上时女职工便可以请假休息,“四期”保护期的工资也能按本人基本工资计发(且不得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大大提升了餐饮企业女职工的获得感。

  餐饮行业素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开展集体协商前,职工流失率很高,每逢淡季职工相继离职,到了旺季企业大都招聘一批新职工,企业的培训根本跟不上,服务质量下降,顾客投诉频频。而自餐饮行业专项工资集体协商文本将职工岗位工资细分 “一岗一价”后,工资标准随着职工工作年限的延长而得以逐年提高,增强了辖区餐饮企业的吸引力,既有力促进了企业规范用工的行为,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企业职工不断流失的局面。

  同时,上海悦来大酒店、上海乾隆餐饮有限公司、上海鑫龙酒店等一大批餐饮在建立工会组织后,每年组织职工体检、疗休养、趣味运动会等,使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健康保障需求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困难职工也得到了帮扶,让餐饮职工真正感受到劳动的尊严和价值。